是这样的一个森林中驯鹿人的故事。它是迟子建长篇小说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的故事原型，它是我在离去有鹿的森林后才知道的故事，它是酒精下的驯鹿人像童话世界般遥远的
故事。

真实的故事没有固定情节，没有固定剧本，没有固定演员。你来到了这片响着鹿铃的森林，你便既是演员，又是导演，也是观众。

故事像大兴安岭的草皮一样，逐年积累，逐年老去，凡是厚厚的，松松的，软软的，可以弹起来的，值得利用的，都被人从这里割一块，从那里挖一块，加以组织自己故事血肉的丰满。草皮被点着后的几小时内，化成了灰，融为了烟。那匪夷所思的，遥不可及的故事如尘一般，就这样告别了驯鹿，飘出了森林，随风进入了城市，就此成为报纸、杂志搜寻猎奇的神秘对象。

残酷的话语，残酷的故事，残酷的世界，我不愿面对，我只想逃开。直到上个星期第1183期《南方周末》在文化版上，不仅登出了维加的素描画，也印出了维加酗酒后的幻觉文字。才决定应该用勇气，用力量，去记录下这个现在人口不足200人，以鹿为生的民族——鄂温克族。


维加的母亲，芭拉杰伊出生在阿龙山森林，这片空气芬芳，鹿铃叮当，冰雪融化的时节，某个用鹿皮围起的撮罗子里。父亲、母亲对这个脸若银盆，眼睛细长，颧骨高高，小嘴薄翘的伶俐人儿怜爱有加。小芭拉躺在桦皮摇篮里，时而睡一睡，时而醒一醒，时而哭一哭，时而又闹一闹。听着撮罗子里，母亲唱童谣的声音，母亲揉皮子的动静，母亲打列巴的声响，母亲喂鹿吃盐的节奏，母亲去河边洗衣的脚步，还有犬吠汪汪，小鸟布谷，鹿铃叮当，虫儿嗡嗡，这一切她都悄悄记在了心间。可等到父亲找鹿、打猎回来后，整个森林乐队就忽然沉入黑暗了，它们要在寂寂的林间做个好听众，听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人合奏的《月光》。

小芭拉和那年新下仔的小驯鹿一样一天天的长大了，长壮了。她趴在草皮上看一只缓缓爬行的毛毛虫，她爬到树上仰头望着长得像鹿角似的云，她和哥哥姐姐还有爸爸那忠实的猎犬一起在林子与河流间奔跑、跳跃，每次玩累了自然就闻到了撮罗子里飘出的奶肉香气。她无忧无虑，从不为明天而烦恼，就像是在林间吃饱了，玩够了，找个树洞就能美美睡上一觉的小松鼠，如果不是妈妈提醒要储存食物，它才想不到阿龙山的冬天就快到了，它更不会也从来不去想阿龙山的冬日是不是真像妈妈说的一样，残酷又漫长。

渐渐的，小芭拉在早晨能像母亲一样挤回满满一罐的鹿奶了，她在母亲的指导下也能打出一个圆圆的溢着麦香的列巴了，她把初夏的野玫瑰别在耳边，她把盛夏的山蘑采在篮里，她把夏末的红豆握在手心。到了秋日，她发现那原本温和善良又无辜的鹿眼里流着火一样的东西，它们还低着头，竖着角，伸长脖子，像是要发生一场争夺后的灾难。她不安起来，她害怕自己的眼神里也露着同样的光，就赶忙跑去小溪边蹲下来仔仔细细的照。在这里她遇到了一只还在学飞的今年初夏才出生的小布谷鸟，于是就把她所有的心事一股脑儿倒给了这一只小鸟儿。小鸟忽地飞了起来，绕着溪边的森林欢快的上上下下转了几圈，然后落在树梢上问小芭拉说：“你看我的翅膀上沾着什么？”她摇头说什么也没有。小鸟说，是阳光。

于是芭拉就成了一辈子都热爱阳光的人，六十年如一日。只要森林里今天有干净又灿烂的阳光，她就会一屁股坐在那些松针落叶上享受属于她的温暖，她讨厌高高的沙发和见不到阳光的铁盒子。

阿龙山的秋天就像是父亲打飞龙时那些天好运气的短暂。就在那个没有星星做伴儿的夜里，一场她生来从没有见到过的大雪，迫使山上的族人带着他们的鹿，向着阿龙山更深处寻找那些没有被大雪淹没的山坳。暂时用不着的皮子、狍子肉干和其他生活物品，被放到了高高的靠老宝上，盐、砖茶、碗、桦皮篓里的面……都被捆在了鹿身上，年老体弱的妇人和稚嫩怕冻的孩子都纷纷骑上驯鹿，开始了定居点之间的转移。

那时森林、天空、鹿、族人、母亲、父亲、哥哥、姐姐、芭拉，还有兔子、狐狸、飞龙都成了白雪的颜色，白的叫人恐惧，白的无声无息。这条白色的队伍以及它的跟随者走了一整天，依然看不到没有被雪覆盖着的苔藓。芭拉骑在鹿上，她累极了，打了个瞌睡，没坐稳滑下来，刚巧重重摔到了一块被雪只薄薄没了一层的石头上。母亲的直觉告诉她，女儿这一摔，肯定是把腰摔骨折了。

后来雪小了，阳光重新把苔藓照亮了，驯鹿兴奋的在林间跑着。

父亲心疼女儿，觉得女儿的腰还是应该让城里那些脸上带着奇怪白面具，只露出两只眼睛的人看一看，于是决定带女儿下山。那年芭拉杰伊十二岁。


山下的世界，对芭拉这个从没有下过山的小女孩儿来说，就同万花筒一般。山下不仅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，还有很多不同地方的人，那时日本人和俄国人依然在阿龙山的大街上往来，父亲把从山里带来的鹿茸、鹿胎、鹿心血交给这些人，换回盐、茶、面粉、肥皂、布料、锅、女人的头巾，还有美丽的小发卡。

可是她能觉出山下人看她们很奇怪，她们看山下人也觉得陌生。芭拉觉得山下好玩有趣，山下有太多她从没见过的东西，但山下没有干净又灿烂的阳光，人们都住在四面被封死还不通风的房子里。她思念山上的森林。山上的路不像山下的路走起来都那么硬邦邦的，累了就可以席地躺下，野花、布谷鸟、小松鼠自会来找你说话，永远不会寂寞，如果睡的太久也自会有长着美丽犄角的鹿来把她唤醒。

芭拉属于森林王国，无论大家是不是都要搬迁下去山下，她是永远不会离开森林，不会离开驯鹿的，她隐约感觉着。

在童年结束后的一段时期，芭拉都被一种闷闷不乐的情绪所困扰。后来偶然一次和父亲下山，她遇到了不穿红衣服但叫红色军队的一群人，那些男男女女被山下的人团团围住，她们手里举着一些非常古怪的东西，正往山下的人身上又抹又扎，芭拉好奇也跟着挤了进去。

接着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，芭拉已经能在山下成立的卫生室独立工作了。她看待病人就像照顾森林中她的小鹿般温和轻柔。虽然山下有许多的不如意，但这样的工作还是会让她心中宁静。 

直到有一天，一个从山上下来的和父亲一样出色的猎手，到她工作的卫生室看病，她的宁静才被就此被打破了。芭拉不知道等待她的即将是幸福还苦难，她只知道，他来了世界变美丽了。

他穿着瘦皮衣握着枪，能在大雪中趴着埋伏很久等待猎物的出现，他只要把两个食指放在嘴上，他那忠实机敏的猎犬伙伴就同样会悄悄卧下四肢。他的眼睛是族人中最明亮的，无论是飞龙、灰鼠、狍子、獐子、狐狸、猞猁，他总能用一颗子弹就解决了一个猎物，他每次打猎后带回来的东西，总是让族里的姑娘们惊叹不已。每个猎人都把跟随自己的枪，示为生命，他自然也不例外，即使下山他也会带着自己心爱的枪一同去。但就是这样一支给他带来尊严和骄傲的枪，让他失去了再看到那些林间精灵的机会，让他再也无法呼吸到森林的那些芬芳，让他再也无法听到鹿儿的叮当把晨曦的影子踏碎。

是这支枪让芭拉对他迷恋不已的，也是这支枪成为了她苦难的开始。她热情、率真的猎手，就是维加和柳芭的父亲。


看见维加的时候，他穿着身迷彩服背着一杆枪，正从森林中一顶白色帐篷的后面走来。他的母亲芭拉穿着长裙，包着好看的头巾，在帐篷前正向着一口锅里下着挂面。我来邀请他们去和我们上那边帐篷一起吃饭，那边有新鲜蔬菜、猪肉、火腿肠、方便面，还有酒。芭拉说，我们一直都自己吃。她又说，你们上来了几个？我说，加上卢书记三个。芭拉又问，她们让你住哪个帐？我说，那边铁匠的那个，她们说铁匠的东西女人千万不能碰，还说炉子后面是女人不能去的，在帐篷里走路要从哪里来就从哪里回。芭拉对着那锅面条嘟囔了句，那是她们，我们没那么讲究，住我这。

她们是指，与芭拉的帐篷相距不过20米远的三个帐篷，那里生活着玛利亚．索这位年近九旬的部落女酋长，和她的女儿，还有扎着辫子貌似许巍的毛夏，一个年轻力壮的汉人，一个年老沉默的铁匠，以及四、五只高大的猎犬。她们就是固执的守卫自己森林王国的鄂温克人，玛利亚．索的女儿对我说，外面的人管我们叫森林“盲流”。

开饭了。那边帐篷外传来了锅碗瓢盆的奏鸣。

毛夏做了一大锅圆白菜和猪肉炖的菜，正忙着盛盆，我来帮着端菜，就看着他问，还要不要把锅里的都盛出来？他用细长的眼睛望了望我，慌忙又躲开了。接着腼腆地说了声，不用了。

落叶的地面铺了块毡子，上面摆着炖菜、糖拌西红柿、狍子肉干、酒、列巴、奶茶、米饭，大家围成一圈坐下，吃着各自喜欢的食物，虽然那食物被密密麻麻飞舞的苍蝇抢先占领了。在根河火车站巧遇的敖鲁古雅乡的卢书记说，上来吃饭就是吃的香。眼神狡猾的汉人提议，今天应该喝点酒。北京某杂志的特约摄影师看我毫不犹豫地接过一瓶酒说，这是个女酒鬼，说着说着他碗里的饭就没了，我们依然吃饭，他继续工作。铁匠耳朵背得厉害，坐的离毡子稍远的地方吃着，玛利亚索老人单独在帐篷里吃饭，她的女儿边吃边说着在山下，在敖乡的事情，附近是鹿集体卧在树阴下发出“噜噜”的或偶尔叮叮的声音。那时，他们都醉了。

绿的明亮的森林。它的真实就在我与鄂温克人一起喝着一瓶酒时，它的虚幻就在有美丽犄角的灰白色鹿响起胸前的铃铛那刻。

吃了饭，洗了碗。我就又朝芭拉的帐篷走去，芭拉看上去亲切又和善，她能听得懂我说的话。我告诉她，我的家乡，她说隔上一、两年就会去那里一次。她问我住的具体位置，我告诉了她，她又问我认识北大的媛媛吗？我摇头。她说媛媛也来我这住过，学人类学的，写完论文留校了。我说山下的房子盖的挺好，为什么宁肯成了养鹿场，自己都不愿意去住？她说离不开森林，离不开驯鹿。我问平常都是维加照顾您吗？她说，都是我在照顾维加，洗衣服、做饭都是我干。你现在睡的床是他二姐的，头几天下山了。我问维加还没有结婚吗？这位母亲无奈地摇头说，心太高，都四十了，原来有两个蒙古族的姐妹都看上他了……说的渴了，她就也让我喝她用野玫瑰嫩叶泡的清茶。我问您都会唱什么鄂温克自己的歌呀，芭拉笑着摇头说她不会唱。我说您教教我吧，或是唱一小段维加爸爸年轻时唱给您听过的歌吧，这次维加的母亲没有回答，笑容不再，眼睛黯淡。

外面的林子和阳光一样静，听不见流走的时间。

帐外毛色漆黑，体型硕大，才出生三个月的蒙古狗，正在半空中戏弄一只草靶子，把它用爪子扇晕，然后咬死再吞掉。接着它又跑进来偷听我与芭拉的谈话，稚气的在我脚边玩耍，发觉我喜欢上它的大脑壳后，高兴起来就不管不顾地把我的脚和腿，放进它嘴巴里那还不太锋利的牙齿上轻轻含一含。


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，林子里鸟叫的声音连成了串，在它们的翅膀下和林隙间淌着的是一片梦境的遥远。森林的夕阳就这样到来了。

维加也踏着夕阳的影子回来了。我问，怎么一下午都没有见到你？他说，去找鹿。维加又说他八几年的时候到过北京。我问当时他在哪儿？他说是民族大学。我又问那是什么回来的？他说，没两年。我还想知道他为什么只呆了两年，便又问。他只是翻身从床板下掏出个素描本递给我看，画本的前几页画的是他的森林、鹿和云朵，以及庄重沉稳的玛利亚．索老人的画像，画本的最后几页是他写的一个故事的开头，还有几行诗。我赞扬他的画有神韵，并问他说怎么没有写完。他说，没时间。

后来，维加从那边的帐篷里提来了半瓶酒，我们晚上一直在聊文学、绘画、电影。他说那时在学校其实就是和别人打架了，就回来了。他说他姐姐柳芭原来也在那里上学，他喜欢看她姐姐画画的样子。他还说他喜欢过很多诗人，画家里他喜欢印象派的几个。他问我看过 伊朗电影吗？喜欢哪个导演？这里没有电，四周漆黑而寂静，我们就这样坐在帐篷里聊着。再后来，他的酒瓶子似乎是喝干了，慢慢的他的话也跟着语无伦次起来，车臣、911、阿巴斯被他混杂着提起。说完他突然沉默了，我看着他在黑暗中的轮廓。他猛地打开手电筒，把直直的光照在我脸上说，你听这是什么声音？你在跟谁说话？怎么就一个人？我不知所措又哑口无言。我跟维加说我想出去呆会儿，掀开厚棉帘就出去了。

阿龙山夏日的阳光褪却后，只留下了爽朗清冽，星星一闪一闪的，看上去单纯又无辜。

撑开门帘，再进去时，维加依旧端端地坐在他的床上，这次他很绅士地冲我说，我想你该早休息了。躺在那用林间的木材支起的小床上，我想维加的体内一辈子都会被那种对抗和矛盾冲撞着，借助酒精的力量或许他才会觉得有了一丝自拔的勇气。在这个帐篷里芭拉、维加都悄然沉入自己编织的童话世界了，惟有我，我不知今天自己已经是进入了童话王国，还是依然徘徊在残暴的现实世界中。

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问维加说，你还记得昨天晚上你跟我都说什么了吗？维加似乎酒依然没醒，说话不清不楚。芭拉很早就出去给鹿喂盐了，我醒来时，她已经做好了早饭。吃过饭，维加为母亲和那边帐篷劈了些柴后，就背上枪，带着卢书记他们去山那边找飞龙了，他们知道我对动物的立场，就让我留下来看家。

去溪边打水，坐在地上剐鹿皮，煮奶茶，做饭，洗碗，割草皮，给鹿驱虫，我像个鄂温克女人一样干着活儿。就这样我在有鹿的森林生活着，继续了一天又一天。男人们都出去了，这样我就自然有了机会，听女人们在我耳边尽情讲些关于谁的隐去了很久的秘事。

我问毛夏一瘸一拐的腿是怎么弄的？她们说是割鹿茸的时候给鹿踢伤的，她们还说他离婚了，因为他的身体。我问平时这里就一个汉族人吗？她们说，那是她们雇来打工干活的。我问卢书记每年是不是都常上来看看她们，她们说他敢不来吗？我说维加很有才，她们说，几年前他脑子比现在清楚，说话也比现在要利索，早晚有一天会跟他姐姐一样。我说昨天听维加讲，他姐姐很会画画，他姐姐现在还在北京吗？还是下山住到敖乡去了？问题到了这里，她们瞬间都沉默了。

芭拉背过脸去，找出了本小相册，对我说，我们不给拍照的看，这都是柳芭的画。她走了。我双手接过这些用胶片翻拍出的油画，那些有森林、驯鹿、云彩、溪流、明月、情人的童话世界太美了，也冲撞，太挣扎了。柳芭的长发没有给了她引路的方向，只会给她带来更多更深的烦扰。柳芭一直在用所有的儿时记忆来抵抗残酷现实。我知道我内心也埋藏着同样的种子，挥之不去。我久久地看着那些画，那些画也久久地望着我。我不知该怎样向芭拉这位母亲表达我的感受，仿佛只记得自己声音颤着发出了很多遍，它很美，她很美的赞扬。

母亲芭拉说，柳芭在北京开过画展，现在这些画都在她山下的家中，有人要来买，出价很高，我一幅也没卖。说着她又给我看她家中的照片，上面有她的孙子、孙女。芭拉反复提及的几个词汇是孙女、五年级、北大、草原列、海拉尔、儿子、媳妇、再嫁、呼市。她对我说这一切时听不到长吁短叹，只是轻描淡写。

说到维加时，芭拉说维加肯定会走她姐姐的老路，她就等着那天早点到，说你看他现在就……说着说着，维加就从帐篷外进来了。他看见我腿上摆着那本相册，我的脸上也写满了无奈又黯淡的光。他撇下一句，送你样东西，就又出去了。他从那边帐篷里找来了桦树皮，又翻出了剪刀，自顾自地剪着，什么也不说。是一只鹿的剪影。我说，真美。我把它夹进了我的图谱里藏好。我掏出包中路上看的《旅人》，送给他以表达我的谢意。随后，维加对我手中的图谱感到好奇。我问他这片林子里又有多少这书上有的鸟，他精准无误地指着图谱中那些鸟，并说在这里我们叫“卟卟嘭”，它就是飞龙。

再后来，太多太多的细枝末节，我在阿龙山猎民点的细枝末节，关于鄂温克人从前与现在生活的细枝末节，我无法去一一描述了，我不愿再讲下去了，我累了。过往太多的细节，只有那片森林还会知道，只有那群鹿还会记得。


拥抱，告别，过河，上车，下山。

维加送我的用桦树皮剪下的驯鹿，让摄影师和卢书记羡慕。但我在离去的车上才听来的，我借住过的芭拉和维加那个帐篷中的故事，却让我陷入了一种极端的情感。关于维加的父亲，那个出色的猎手，是在一次请求直升飞机救护时，被穿红色衣服的人击穿了胸膛。关于维加的弟弟，那个随着夕阳的鹿鸣一同消逝的年轻猎人，它模仿鹿叫得太惟妙惟肖了，以至于他在夕阳里迎接了另外猎人的一颗子弹。而关于柳芭，那个鄂温克女画家，她无法适应城市繁乱的人际关系，她选择离开，但她返回森林就会找不到画笔、电、自来水、镜子而苦恼，她和她身边的人都没办法让她像曾经一样平衡。于是她酗酒，疯狂的酗酒，酒精给了能安慰她的大兴安岭的天空，这远不是那个非常疼爱她的看门人所能给她的，也不是她所在的圈子中的出色，给鄂温克人带来的荣耀所能掩埋的。直到那天，柳芭从无数次的神志不清中再也没有醒来，她去河边洗衣，河水就这样冲走了她灵魂出壳的身体……

如今森林里的驯鹿，又开始躁动不安了。

鄂温克人延续着鹿的信仰。只要森林在，鹿在，鄂温克人就在。